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相比，有了更多更新的表现形式，主要有网络选举、网络结社、网络互动等。在不同的形式中，青年参与的投入程度和状况也是不同的。网络作为政治参与的新载体、新媒体、新工具、新渠道，无疑拓宽了政治参与的平台，延伸了政治参与的覆盖面，提高了政治参与的效率。美国联邦政府顾问谢尔·阿斯汀（sherrAmstein） 于1961 年提出的“公民参与阶梯理论”为解释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形式与程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阿斯汀按照公民参与自主性程度的变化，将公民参与分为由低到高渐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和八种参与形式。

    假性参与阶段，也称政府主导性参与，主要包括教育性参与和操纵性参与。教育性参与主要指政府的宣传教育；操纵性参与是在政府控制性功能下公民的一种参与。这种形式中政府占主导地位并起着绝对支配作用，政府是公民参与的发起者，公民在参与过程中更多时候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比如我们的一些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其信息传播及交流的主动权控制在政府及所属的机构中，公民在该过程中的参与程度较低。

    象征性参与，包括咨询性参与、限制性参与和告知性参与。在此阶段，公民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资格，争取广泛的参与权，并且公民的参与能力和组织化程度逐步提升，对政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形式在青年网络政治参与中越来越普遍。青年通过网络论坛和网络互动对政务进行评论和意见反馈，从而影响政策议题。

    实质性参与，也称完全型参与，包括合作性参与、代表性参与和决策性参与。该阶段公民的参与程度最高，其公民资格意识成熟，参与知识和能力也大幅度提高，从而与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在青年中流行的博客以及微博让我们看到了青年群体作为公民的主体意识，他们突破了评论和讨论的层面，除对时事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外，还发动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甚至影响政府行为，如“微博打拐”、“郭美美”事件等，让我们看到了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力及优势。  

当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分析

    青年网络政治参与是一个完整的政治沟通过程，并不随着网络行为的停止而停止。卡尔·多伊奇（KarlDeutsch） 于1963 年将政治系统的沟通过程划分为信息接收、资料处理、储存、决策、政治执行、执行效果、反馈七个环节，形成了政治沟通的基本分析框架，极大地推动了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他认为，外部的信息和经验通过信息通道输入决策机关，由决策者和决策机构根据输入的信息与以往的经验做法相互参照结合，形成一定的政策，并以决策行为方式向系统外部输出信息与行动。这样，决策行为引起的反响以及新的信息作为反馈信号再次进入决策系统，如此进行循环成为政治沟通系统的有机运作。多伊奇的政治沟通理论为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年网络政治参与过程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政治沟通理论主要关注通讯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政治学研究。在多伊奇看来，沟通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政治系统的开放性，它和它的环境处于一种不断地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环境的变化，要求政治系统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调整，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顺利的发展。通过沟通，政治系统才能收集或接受与其目标相关的信息，从而在对信息进行适当处理（信息的筛选、翻译、解释和分析） 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当政治系统对环境正式做出反应以后，政府的政策便具体地作用于环境，引起环境的变化。这时，获取其所作的反应是否得当的反馈信息便极其重要。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治沟通的一个表现。青年通过博客、微博、网络论坛等方式来行使公民权利，发表对政治的看法，监督政策的执行。政府根据网络环境做出反应，收集相关信息并及时做出反馈或政策的修订。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网络人群的平等性和网络参政的便捷性，公民很容易对政治系统的决策再次做出反馈，这种反馈又使政治系统理解其做出的决策是否合适，然后做出继续加强或重新决定的反应。简单来说，网络政治参与是一个信息输入、政府决策、信息反馈、政府调整决策，再进行信息反馈的循环过程。